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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表决”还是“田忌赛马”:中美破产重整表决机制比较

    作者: 时间:2019-09-25 阅读次数:94 次 来自:财新网

    【财新网】(专栏作家 李力)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是整个破产重整程序的核心。不论是债权登记确认、债务人资产清查,还是对其经营账目的审计,其实都是给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进行先期准备。真正决定债权人、担保权人以及债务人股东、高管、员工,乃至重整投资人等利害关系方权益处分的核心程序,其实就是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程序。

    既然是表决,自然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要让反对者心悦诚服,就需要尽量确保表决机制公开、公平、公正,尽最大努力尊重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提案权、表决权,尽最大可能防范表决结果被“内部人”恶意操纵。否则,即便前期准备工作做的非常完美,即便充分杜绝了隐匿财产、个别清偿等“逃废债”情形,如果表决程序不公平、不透明、不科学、不合理,就仍然难以避免已获通过的重整计划会遭到反对者的非议、诟病甚至司法挑战,难以避免会让多方参与、历时数月的重整程序被冠以“逃废债”的恶名。

    表决,不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吗?不就是按照“多数”的意见办事吗?

    是的。表决机制的核心规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用“多数决”的基本原则实现公平。其实,在表决数量规则上,我国与美国基本相同,要求赞同票要达到“人数过半、金额不少于2/3”,一项重整计划草案才算通过。然而,由于破产案件的复杂性,其表决机制远非“少数服从多数”那么简单。

    一个例子

    假设某债务人只有10个无担保普通债权人,9个为无关联债权人,1个是债务人的控股股东;9个无关联债权人中,5个小额债权人每人持有3-10万元不等的债权,另外3个分别持有12万、80万和120万的债权,还有1个持有7000万的债权;控股股东则持有24.16亿的巨额关联债权。

    假设债务人提出一项重整计划草案(“方案I”)交付由这10个债权人组成的普通债权组表决:

    “所有债权:(1)10万元以下的部分,全额现金清偿;(2)10万元-100万元的部分,40%以现金清偿,剩余的60%部分不再清偿;(3)100万元以上的部分,按40%的比例打折,然后用折后价值认购债务人新增发的股权,也就是‘打四折债转股’;(4)股东原有股权(注册资本5亿元)全部归零;(5)重整投资人注入现金200万元,以净资产评估价值的四折价格认购债务人增发股权 ,增资款用于清偿负债和企业运营。”

    这样的重整计划草案会表决通过吗?

    不出意外的话,一定会通过。

    假设每个债权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以最有利于自身的策略行动。那么:5个小规模债权人会投赞成票,因为他们的利益没受损害,越早通过方案对其越有利;剩余的4个无关联债权人会投反对票,因为他们的债权都没有全额受偿,都会受到损害;控股股东会投赞成票,因为方案本身就是在他控制下的债务人制定、提出的,理应代表他们的意见和最佳利益。如果这样的话,赞同票的人数为“5+1”,超过半数;由于控股股东超大额关联债权的加入,赞同票的金额也势必会超过“2/3”。因此,这个方案必然获得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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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这样获得通过的方案公平么?持有12万、80万、120万和7000万债权的4个债权人,会不会认为整个重整程序被控股股东操纵呢?会不会指责,整个破产重整程序是控股股东与重整投资人私下合谋,以“合法形式”实现“逃废债”的目的呢?

    带着这些问题,粗略研究一下美国破产法重整计划草案表决机制,看看是否有哪些具体的原则和规定可以有针对性的解决它们。

    谁有提案权?

    提案权,涉及到整个重整计划草案的设计和起草,是表决机制中最重要的程序权利。拥有提案权的一方可以全权设计整个重整计划草案,包括债权清偿方案、股权调整方案、债务人财产处置方案、人员留用方案等等,还可能引入新的投资人,进而提出与新进投资相关的公司估值、控制权安排等等内容。可以说,谁拥有提案权,谁就拥有整个重整程序发展方向的主导权。

    所以,谁有权提案?有权提案的各方,谁在先,谁在后?在先的可以准备筹划多长时间?在后的如何轮换?这些问题是破产重整机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美国破产法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债务人在破产重整程序开始的头120天里,都会拥有排他性的提案权,而且经申请和法院批准,这一排他性提案期间还可以顺延,但最长不得超过18个月。一旦债务人的排他性提案期间届满,则其他债权人、债权人委员会、债券受托管理人、股票持有人委员会甚至单独的股票持有人均可以申请提交自己拟定的重整计划草案。所以,在复杂的重整案件中,各利害关系方常常会围绕“排他性提案期间”是否可以延期、是否已经过期等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辩,竭尽所能争取可掌控重整程序发展方向的“提案权”。

    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企业破产法》”)将“提案权”直接赋予了债务人或管理人,而且规定,谁负责管理债务人财产和营业事务,谁就拥有重整计划草案的提案权。所以,在我国破产重整程序中,债权人、担保权人其实根本没有机会主动设计制定重整计划草案,仅能在表决过程中行使“表决权”,至多以被动角色参与草案的“磋商讨论”。

    公平,在“程序正义”的角度上讲,首先在于“机会均等”。对于提案权这种具有全局主导意义的程序权利而言,完全不给债权人、担保权人机会,这种做法非常值得商榷。诚然,破产重整程序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给债务人创造一个重整旗鼓、重新再来的机会,但必须首先要保护、尊重债权人的权益,而在破产重整这种必然需要牺牲债权人“经济利益”的法律程序中,就更应当保护债权人的“程序权利”。

    当然,美国的程序安排,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这种做法势必会增加开庭次数,拖延整体程序的进程,造成司法资源损耗、甚至浪费;另外,为了推动己方获得提案权,可能会有当事方恶意投否决票。但是,公平与效率,这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矛盾,本来就属于一个价值取舍问题。在司法领域中,似乎应当给“公平”赋予更大的权重。

    如何分组?

    权益如何分组是影响表决结果的关键。通过分组策略来影响、控制结果,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古代故事——“田忌赛马”。而一个公平、公正的表决机制,就是尽可能制定一整套简单可行、逻辑周延的分组规则,不让任何一方有机会成为“田忌”,不给恶意利用分组规则来操纵表决结果留下制度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客观的逻辑问题或者数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有很大发挥空间、存在价值取向的主观问题。

    在分组规则这方面,美国破产法的规定非常简单:

    第一, 分在同一组的权益应当“实质性相似(substantially similar)”;

    第二, 同组权益在重整计划中应当给与“相同待遇(same treatment)”;

    第三, 经法庭批准,可以将低于(或同意调低至)某个金额的无担保普通债权划为一组。

    第三条规则比较容易理解,其实是给小金额债权预留了一个分组空间。然而,对于什么是“实质性相似”,如何算“相同待遇”,成文法并没有给与明确定义,而是把这些问题留给了法官,由法官通过一个个具体判例,以归纳推理的方式来进一步的解释、澄清。

    1. 实质性相似

    美国破产法所规定的分组的对象是“权益”,并不仅仅局限于“债权”,还包括股权、担保权等对债务人资产具有请求权、或有请求权的权利和利益。由于美国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非常发达,在一些特别复杂的破产程序中,还可能存在优先股、可转债、永续债等清偿次序介于“股权”和“债权”之间的夹层融资权益,以及一些通过债权人协议等契约约定而人为设立的分层债权。一旦进入破产程序,这些原本在清偿次序、控制权安排、法律性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的不同权益自然会被归类为不同的权益组别。但是,从既有判例来看,引发争议最多的分组问题,其实并不在这些区别明显的权益类别之间,而是发生在“无财产担保普通债权”内部。

    与我国情况相比较,美国普通债权分组的一个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关联债权”需要独立分组。美国破产法特别重视对“内部人(Insider)控制”问题的防范,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在表决机制方面,这一原则表现为,若仅有一个利益受损的权益组别通过了某个重整计划草案,则其表决结果不应考虑符合“内部人”定义的权益人的同意票,否则该方案将不能获得法院的“强制性裁定确认(Cram down)”,不会胜过其他反对者的意见而获得执行效力。所以,在债权分组方面,关联债权通常会被独立分组,而不会与其他非关联债权混合在同一个“无担保债权组”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关联关系”应当在权益分组时被纳入“实质相似性”的审查范围,不能将关联债权与无关联债权混在同一分组中进行表决。

    除了关联关系之外,还有一些属性差异可能会被用来区分普通债权。比如,存在第三方保证担保的债权可能会被独立分组,因为这些债权的可期待偿付利益除了来自债务人财产,还可能来自于第三方保证人,因此他们在表决时考虑的清偿风险、时间成本等等因素自然与仅能指望债务人资产来清偿债务的无担保债权人会非常不同。再比如,即便同样是无担保普通债权,金融机构债权人也可能与一般贸易债权人会被分在不同组别,因为金融机构更愿意接受债务延期、债转股等方案,而一般贸易债权人则更倾向于现金偿付。此外,与我国相似,税款债权、职工债权,以及因环保、证券等侵权问题引发的集团诉讼债权等特殊性质的债权,也一般会独立分组。

    2. 相同待遇

    同组权益应当获得相同待遇,这其实是美国破产法对重整计划内容的一项要求,但是这项要求其实与权益分组方案具有直接、紧密、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在设计分组方案时也会被充分考虑,进而被视为是分组方案需要遵循的又一项前提性要求。

    对于债权而言,所谓“相同待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强调“比例相同”,不论是“清偿比例”还是“债转股比例”,都应当是以债权总额为基数来核算的比例值相等,而不是绝对金额相同。

    我们仍以方案I为例说明“相同待遇”的认定方法,但将分组情况按照“实质性相似”的要求稍作修改和调整,并将之称为“方案II”。即,假设不再将所有债权人全部编入一个“普通债权组”,而是将1号到5号债权人编为“第一组:金额小于10万的小额债权组”,将6号到9号债权人编为“第二组:无关联普通股债权组”,将10号债权人编为“第三组:关联无担保债权组”,其余关于清偿方案的内容不变。那么,表决情况大致会变成下表所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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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方案II是否满足“相同待遇”的要求呢?答案是否定的。仔细观察第二组的清偿比率情况即可知道,从6号债权人到9号债权人,每个人所获得的现金清偿率和债转股比率都是各不相同的。所以,方案II并不满足上文介绍的美国破产法分组规则的第二项要求,如果在美国司法环境下,这种重整计划草案不可能获得破产法官的确认。

    3. 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实质性相似的权益才能同组表决?又为什么同组权益所能获得的待遇必须彼此相同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每个投票人不但关注自己的利益得失,而且还会横向比较与自己境遇相似的其他各方的可获得利益情况,从而得出“是否公平”这个问题的结论。境遇类似的待遇相同,能做到这一点就说明重整计划草案在这个权益组别的内部而言,是“形式公平”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情况,这就能促使同组表决的各方可以“感同身受”而不会出现“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尴尬状况;在“形式公平”的基础上,再让所有成员都能“机会均等”的参与表决,最后再以“人数过半、金额不少于2/3”的多数决规则来评判,这样得出的表决结论,自然会让人觉得“公正”。而表决机制所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就应当是“公平”、“公正”。

    所以,为了保证分组表决机制最基本的“公平性”,权益分组必须确保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能获得满足:其一,各方在破产程序开始前的境遇要基本相似,也就是符合“实质性相似”的要求;其二,各方在重整计划草案中可获得的清偿比率应当完全一致,就是符合“待遇相同”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权益分组方案由提案方设计拟定,是重整计划草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各组别的债权清偿方案直接挂钩(所以“同组同待遇”其实是对重整计划草案内容的要求)。这与我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我国是“法定分组”制度,也就是权益分组完全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来落实,权益分组情况(特别是普通债权分组)跟重整计划草案中债权清偿方案没有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债务人或管理人无权直接设计权益分组方案,因此仅能在债务清偿、权益重组方案中想办法通过“二选一”等安排弥合不同属性权益之间的需求差异。比如,通过“债转股、现金清偿’二选一’方案”,逆向弥合不同偏好同组债权人的需求差异,从而在一个组别范围内寻求获得不同偏好债权人的表决通过。

    所以,我国债权分组完全由法律规定固化,没有给重整计划草案制定者预留足够的自主空间,因此也没有规定诸如“实质性相似”的分组规则。

    另一方面,对于“同组同待遇”原则,我国有一条很类似的规定,那就是《企业破产法》第87条第2款(“法院强裁”条款)第(五)项非常抽象的规定,“重整计划草案(应当)公平对待同一表决组的成员”。“公平对待”,不同于“相同待遇”,它是个非常抽象,具有很强主观色彩,没有可量化绝对标准的描述。对于“普通债权组”这个可能包括多种清偿比率、可能包括“内部人”持有的关联债权在内的组别而言,如何算是“公平对待”,其实是个仁者见仁、很难客观衡量的事情。

    哪些组别有权参与表决?

    并不是所有的组别都有必要参与表决。以“方案II”为例,其中第一组,小金额普通债权组,他们的债权会被全额现金偿付,因此,如果方案II获得司法确认而付诸执行,则其经济利益不会遭受任何损失。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对于使其经济利益不受损的重整计划草案,第一组没有任何理由投反对票;反过来说,在确保其经济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如果第一组仍然反对重整计划草案,那么一个潜在的推论就是,第一组希望争取的利益不具备正当性。所以,美国破产法规定,对于利益不受损的权益组别,默示其全组赞同方案,不需要征求其表决意见。

    那么,如果让利益不受损的权益人参与表决,会有什么危害吗?

    有。特别在分组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有特别大的危害。那就是利益不受损的权益人,会稀释利益受损权益人的表决基数,进而危害整个表决程序的公平性、公正性。

    继续以“方案I”为例。第1号到第5号债权人,均会获得全额偿付,利益不会受损,自然会投赞成票;除控股股东外,其他利益受损债权人均投反对票。在没有“内部人”独立分组要求、没有同组同待遇的分组规则约束下,1到10号债权人全部被编入一个债权分组。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是第1号到第5号这5张赞成票构成了“人数过半”的赞成票基础,加上控股股东的1张赞成票,使得显失公平的“方案I”获得了形式上的表决通过。

    在这方面,应该说我国司法机关已经发现了问题所在,并推出了补救措施。2019年3月27日,最高院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破产法解释(三)》”),其中第11条第2款规定: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时,权益因重整计划草案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有权参加表决;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尽管有上述规定,但遗憾的是,目前在我国破产重整案件的审判实践中,《破产法解释(三)》的这条规定并未获得严格的贯彻执行,仍然存在利用不受损债权人赞成票稀释表决基数的现象。特别在部分案件中,重整投资人是国有上市公司,一旦这种违反司法解释的重整计划草案付诸执行,会给国有资产、上市公司公众股东利益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纠正错误,会造成国有资产受损、上市公司公众股东利益受损;姑息错误,会制造新的不公平,会变相支持“逃废债”,危害经济、金融秩序,进而形成新的进退维谷、两难困境。

    法院强裁(Cram down)机制

    在美国,一项重整计划草案要想获得法院确认、获得法律效力,在表决结果方面就只能有两种选择:(1)设法获得全部利益受损组别的表决通过;或者(2)至少获得了一个利益受损组别的表决通过,并且该组别统计表决结果时并未包括“内部人”的赞同票。

    选项(1),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尽管可能有部分权益人投票拒绝,但方案毕竟获得了每个利益受损组别大多数权益人的支持,在形式上尊重了“多数决”的基本逻辑,从程序正义的角度上获得了正当性;选项(2),则是个靠司法权强力压制反对意见的结果,就是不论反对者的人数或金额占比如何大,为了保证重整目标尽快实现,用司法权强力赋予重整计划草案以法律效力,因此被业界称为“法院强裁(Cram down)”。

    法院强裁,在价值取向上其实是牺牲公平以换取效率,牺牲反对者的程序权利以换取重整目标的早日实现。因此,确保重整目标能最低限度的体现当事方意愿,具备最起码的合理性、可行性,并且可以有效避免“内部人控制”风险,就显得异常重要了。

    破产重整,从根本上说,是债务人的利害关系方之间寻求权益重构的一个过程,而法院仅仅是一个中立的、无利害关系的裁判者。因此,如果在所有组别均反对的情况下,仅凭法院的主观判断去确认一项重整计划草案,难免会有失偏颇。这可能导致重整计划草案因缺乏基本支持力量而无法按预设路径有效实施,或者可能导致方案本身仅仅体现提案方的诉求而被恶意操纵。因此,美国破产法要求,重整计划草案至少需要获得一个权益组别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法院强裁”,从而保证方案本身具备最基本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那为什么又必须取得“权益受损”组别的表决通过呢?

    这是因为,对于权益完全不受损害的权益组别而言,他们并没有为债务人的重整做出任何利益上的牺牲,重整成功与否跟他们没有太大关系,而方案能否通过却决定了他们何时能获得清偿。因此,从动机上说,不受损组别应该是期待受偿分配远胜过期待债务人重整成功。所以,将“法院强裁”的最后一道合理性防线交给利益不受损的组别来表决决定,自然不妥。

    另一方面,作为“内部人”的关联债权人,本身对债务人的经营不善就可能负有责任,在重整过程中又通常会掌握着重整计划草案的提案权、与重整投资人谈判的代表权,很容易出现以牺牲其他权利人利益为代价换取己方不正当利益的情况。所以,为了避免被“内部人”恶意操纵,“法院强裁”的重整计划草案必须要排除“内部人”的影响。

    “内部人控制”,一直是美国破产法纠纷的热点、重点和难点。在法院强裁案件中,不仅仅要从表决结果中排除“内部人”赞同票,而且还会防范“内部人”通过收购无关联债权等方法恶意操纵表决结果。比如,在Machne Menachem公司破产案中,债务人某董事的儿子,通过购买四个无关联债权的方式,人为减少“无关联普通债权组”的债权构成,进而推动债务人提出的重整计划草案获得无关联普通债权组的表决通过,并后续获得破产法院的强裁确认。但是,在联邦巡回法院的上诉程序中,这则重整计划最终还是被判决撤销。法官认为,内部人在重整计划之外向部分债权人支付钱款、购买债权,这种行为构成法律禁止的“主观恶意(bad faith)”;另外,由于购买债权的价格与重整计划草案中无关联普通债权组的清偿比率也不同,从而违反了“同组同待遇”原则,据此撤销了前述重整计划。

    所以,综合上述几方面因素,美国破产法对“法院强裁”规定了两条表决程序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至少要获得一个权益受损组别的表决通过;第二,表决时不应考虑“内部人”的赞同意见。

    除表决结果之外,在审查法院强裁重整计划(“强裁计划”)时,美国法院还会就一些实体问题进行审查,从而确保重整计划草案能遵循最起码的公正公平原则。比如,为确保反对者利益最大化,需要审查在债务人破产清算条件下各反对者可期待的分配利益,并要确保反对者在强裁计划下的可期待利益不能低于前述清算利益(“最佳利益审查(Best Interests Test)”);再比如,为确保计划整体的公平性和正当性,需要分别审查有财产担保债权人、无财产担保普通债权人和出资人的清偿方案,确保有财产担保的受损债权人的可期待利益至少能达到担保财产的价值,而且居于劣后清偿地位的债权人(或出资人),在优先级债权人(或出资人)获得足额清偿之前,不能获得任何分配(“公平公正性审查(Fair and Equitable Test)”)。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87条第2款也规定了“法院强裁”制度,而且字里行间也体现了“最佳利益审查”、“公平公正性审查”的价值取向,但是,在法律层面并没有严格要求重整计划草案必须要获得至少一个权益组别的表决通过,更没有规定通过计划草案的组别应当是“利益受损”组别且不应考虑“内部人”赞同票等更深层次的要求。

    但是,随着破产重整实践经验的积累,我国在“法院强裁”制度方面也陆续出台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在2018年3月4日最高院颁布执行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第18条中,最高院针对“法院强裁”补充规定,“…如债权人分多组的,还应当至少有一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且各表决组中反对者能够获得的清偿利益不低于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所能获得的利益”。结合《破产法解释(三)》第11条第2款关于“不受损害权益人不参加表决”的规定,可以说,我国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将“至少一个利益不受损组别表决通过”这个条件补充规定为“强裁计划”需要满足的强制性要求了。但是,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我国在法律规范层面规定任何可以扼制“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条文。

    有没有上诉机会?

    司法救济,是现代社会定分止争、维护正义的最后屏障,所以,确保司法裁判的正确性就非常重要。这在程序法上就集中体现为司法裁判的可上诉性。在美国,联邦法院体系依法拥有破产案件的上诉管辖权。不服破产法院重整计划草案确认判决的利害关系方,可以向联邦地区法院上诉;不服联邦地区法院判决的当事方,还可以继续向巡回上诉法院上诉;不服巡回上诉法院判决的当事方,理论上还可以尝试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

    另一方面,这一系列的上诉机制,其实也给重整计划草案的提案方增添了潜在的诉讼成本。为了重整计划草案能尽快付诸实施,提案方会尽量争取全部受损组别都能表决通过,进而避免法院强裁可能引起的繁复耗时的上诉程序。

    令人遗憾的是,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于批准破产重整计划草案的法院裁定是“一审终局”,既不能上诉,也不能再审,没有任何司法救济途径可供援引。

    它山之石

    与美国相比较,我国目前的破产重整表决机制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存在可供探讨的优化空间:

    (1) 重整计划草案提案权:在确保债务人、管理人优先性的前提下,能否适当放开债权人提案权,以便充分调动债权人招募投资人、设计重整计划草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 权益分组规则:在“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等比较复杂的法定权益组别内部,能否适当允许进行更细化的权益分组,且明确将“实质性类似”和“待遇相同”要求纳入分组规则,进而改变清偿率不同债权同组表决的不合理状况;

    (3) 表决权归属:严格贯彻落实“未受损”权益人没有表决权的规定,避免以不受损小额债权的赞成票稀释表决基数的不公平状况;

    (4) 防范“内部人”风险:能否明确规定“关联债权”独立分组、独立表决制度,特别在“法院强裁”情形下,能否要求排除“关联债权”的赞同票影响,并允许利害关系人针对“内部人”私相授受、操纵表决结果等情况提起诉讼、挑战重整计划草案的正当性;

    (5) 上诉制度:能否将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裁定纳入到可上诉的司法文书范畴,允许当事方通过上诉途径纠正法律适用错误。

    破产程序,可以说是维护“欠债还钱”这一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最后一道司法防线。参与破产重整程序的债权人,往往已是经历过违约磋商、争议解决、二审上诉、执行程序、甚至若干年执行不能的讼累折磨,精疲力竭、心力交瘁。如果在破产重整程序中,他们感受不到公平公正,甚至觉得表决过程被恶意操纵,那恐怕会导致他们对整个司法体系彻底丧失信心。

    在我国全面扩大开放的背景下,被卷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不可避免的会包括一些外国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他们往往会以国际视角来审视我国的破产制度,而表决机制则最容易被拿来与别国规则进行比较。

    “公平表决”还是“田忌赛马”,这是个规则是否严密、逻辑是否周延的问题。对错之间、优劣之间,似乎没有太多主观好恶、价值取舍的空间。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美国破产重整的表决制度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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